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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濤:中國財富管理行業——創富新時代的元年

中國為財富管理機構提供了獨特的舞臺,一方面,這個市場已經擁有除美國外全球最大的存量財富市場,也擁有全球第二多的超高凈值人士群體,提供了廣闊的潛在客戶;另一方面,這一市場的增長潛力仍然居于全球前列。

2018年中國私人財富的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特別是最高端的超高凈值人群,財富增長速度在金融危機后第一次低于平均水平,背后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的放緩和資本市場的不景氣是核心原因。

我們認為,除周期性波動原因外,結構性變革正在徹底顛覆中國財富管理行業。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持續推進和金融市場制度改革的深化,傳統的創富模式正在成為過去式,2018年可以看做是中國創富新時代的“元年”。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房地產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造富機器”,但我們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正在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堅定態度,以擺脫中國經濟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高度依賴,而中國城鎮化速度最快的階段也已經告一段落,預計房價持續上漲的信仰將逐步打破。

隨著中國政府持續推進資本市場的相關改革措施,推動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結構中的提升已經成為中國高層的共識。預計中國資本市場的新陳代謝機制將逐步建立起來,經營不善的企業將被市場淘汰,上市企業殼價值也將不復存在,未來上市的資本紅利將成為優質企業的專屬。

但我們認為,財富管理市場新的機遇也正在醞釀,能夠抓住這些新機遇的財富管理機構,才能更好地贏得先機。

中國的創業企業家們正在面臨著企業傳承的煩惱,但對于這些企業家而言,在面臨家族傳承時,需求呈現出明顯的多層次和立體化。實現這些私營企業家財富的保值增值,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培養好的接班人,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戰略上為新的領導出謀劃策,從而為企業實現順利接班之后的二次啟航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

除了傳統超高凈值客戶在財富傳承和企業傳承方面的需求,我們認為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革和商業模式的日趨成熟,一大批“新富”階層有望順應而生:

一方面,隨著產業變革和升級,更多代表新興經濟的產業,將有望誕生越來越多的富豪,他們通常擁有更高的風險偏好、更青睞高風險投資、將更多精力放在財富創造上、也更加重視金融科技的運用。

另一方面,隨著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不斷完善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持續推進,預計將有更多的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憑借股權和期權等激勵計劃,躋身富豪階層。他們整體風險偏好稍低、更加注重風險控制和波動、對于流動性管理要求更高、也更加依賴專業財富管理機構的投資建議。

 

全球第二大高凈值人群市場

根據瑞士信貸發布的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中國凈金融資產在百萬美金以上的高凈值人士數量已經先后在2011年超越了英國,2012年超越了德國和法國,2013年超越了日本,進而成為全球擁有百萬美金以上富豪人數第二多的經濟體,僅次于美國。

 

圖表1:中國百萬美金以上高凈值人士數量已經先后超越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

資料來源:《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瑞士信貸

 

高凈值人群數量的快速增長背后是私人財富的快速累積,而經濟增長是背后的基石,事實上,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以美元計價的GDP已經先后在2003年超越法國、2006年超越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2010年超越日本,目前貢獻了全球超過15%的經濟生產總值,僅次于美國。全球經濟總量的結構與這些經濟體貢獻的高凈值人士數量的排序高度一致。

 

圖表2: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貢獻已經先后超越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雖然排序高度一致,但從高凈值人士的分布看,中國仍然具備較大的“追落后”空間。全球擁有百萬美金以上凈金融資產的富豪中41.2%來自美國,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中國雖然排名第二,也只擁有8.3%的富豪群體。從絕對人數上看,美國是中國的5x左右。

 

圖表3:中國擁有全球8.3%的高凈值人士

資料來源:《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瑞士信貸

雖然伴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長的節奏有所放緩,但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然居于前列,根據OECD預測,未來兩年中國實際GDP增速仍將維持在6.2%和6.0%,主要經濟體中僅低于印度。

 

圖表4: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仍將居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前列

資料來源:CEIC

 

因此我們認為,盡管已經擁有如此龐大的高凈值人群,但由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仍然顯著快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瑞士信貸預計中國的富豪人群未來仍將在如此龐大的基數上實現高增長,未來5年的年均復合增速能夠維持著在10.2%,也是目前財富管理前十大市場中唯一能夠實現雙位數增長的,美國與中國的高凈值人數之比也將從當前的5x降低到2023年的3.63x。

 

圖表5:中國高凈值人數未來5年仍將維持在10.2%的年均復合增速

資料來源:《2018年全球財富報告》,瑞士信貸

 

整體上看,中國市場為全球的財富管理機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舞臺,一方面,這里擁有除美國外最大的存量財富市場,擁有最廣闊的潛在客戶群體;另一方面,這一市場的增長速度仍然顯著高。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放自身的金融市場,中國總理李克強于2019年7月2日在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宣布,中國將在2020年內取消證券、期貨及壽險公司的外資股比限制,而在此前6月商務部更新的《外商投資準入與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中,這一持股比例限制取消的時間點是2021年。在僅僅一個月后,中國政府就將這一金融市場開放的進程縮短了一年。

海外的財富管理機構已經在中國市場深耕多年,隨著市場準入門檻的進一步降低,這些全球財富管理巨頭紛紛表示出對中國市場的強烈興趣。過去中國公募基金行業向海外資管機構有條件開放,外資必須通過成立合資公司的形式進入公募基金行業,隨著市場開放格局的深入,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2019年6月6日,中國證監會核準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的股權轉讓,摩根士丹利國際控股公司持股44%,晉升為第一大股東,也成為首家外資相對控股公募基金。海外資管巨頭同樣在私募基金市場加快布局,同樣截止到2019年7月2日,已經有21家外資私募基金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了備案。中國獨有的市場空間廣闊、成長潛力巨大的財富管理市場持續吸引著全球投資者的目光。

 

私人財富增長放緩?

 

雖然從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看,中國私人財富整體仍將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但從2016-2018年的最新數據看,整體私人財富的增長似乎遇到了一些顛簸。根據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資本聯合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6-2018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年均復合增速為7.3%,這也是2008年以來增長速度第一次降低到雙位數以下,在此之前中國的居民可投資資產已經以20%左右的驚人速度持續了多年高增長。

 

圖表6: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帶動個人可投資資產增速放緩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貝恩資本《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9》

 

除了整體私人財富規模增長的放緩外,我們看到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最高端的高凈值人群資產增速放緩尤其明顯。招商銀行作為中國最早進軍財富管理領域的商業銀行,擁有“零售金融業務之王”的稱號,截止到2018年底,公司擁有1.25億戶零售客戶,其中包括7.29萬戶私人銀行客戶(高凈值人群)、229萬戶金葵花客戶(中高端人群)和1.23億戶大眾客戶(普通客戶),其披露的分層客戶數據也能夠管中窺豹,從微觀層面考察不同層級的人群財富累積的速度。

從2009年開始,招商銀行旗下高端私人銀行客戶的財富增長速度持續領先整體零售客戶資產規模增長速度,但在2018年,私人銀行客戶資產規模增速放緩到7%,第一次跌破雙位數增速,也低于所有零售客戶資產規模增速的10.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第一次,高凈值人群財富增長速度慢于零售客戶平均水平。

 

圖表7:招商銀行高端客戶財富增長速度2008年以來第一次低于平均水平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歷年財務報告

 

高端私人財富的增長為何放緩?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的放緩和資本市場的不景氣是核心原因。同樣根據招商銀行和貝恩資本《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數據,所有資產類別的增速在2016-2018年間均有所放緩,但整體看,資本市場產品市值和投資性不動產作為中國居民可投資資產中最重要的兩大類,增值速度分別從2008-2016年的年均26%和24%,下降到1%和8%。

 

圖表8:胡潤百富與建信信托預計中國80%的超高凈值家庭財富來自于企業主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貝恩資本《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9》

 

房地產市場在2018年運行情況疲弱,作為中國過去保值增值做好的私人財產,重點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價格漲幅似乎疲態已現。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一百個重點城市住宅價格在2018年漲幅為5.1%,其中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平均僅上漲了0.4%。

 

圖表9:中國一百個樣本城市住宅價格在2018年上漲速度明顯收窄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股票市場表現更是欠佳。以境內A股市場為例,A股主要指數繼2017年相對跑輸后,在2018年持續表現不佳,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全年分別下跌-34.4%和-24.6%,大幅落后全球主要資本市場。由于大多數高凈值人群均持有境內上市公司股本證券,A股的持續熊市使得這部分高凈值人群身價縮水明顯。

 

圖表10:中國境內資本市場表現在2018年“熊冠全球”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8年:中國創富新時代的“元年”

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的速度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波動,通常受到國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地產產業政策的影響,三年為一個周期。而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就更大,“熊長牛短”已經成為中國股民的共識。那么,2018年會不會只是一個運氣不好的年份?房市和股市雙雙遇到了周期性的壓力,只要度過這一階段,中國的私人財富將重新迎來高速增長。

我們認為,誠然存在周期性的壓力,但2018年的不同類別資產增速的差異和高凈值人群私人財富增長的乏力背后,結構性的驅動力正在顯現,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持續推進和金融市場制度改革的深化,傳統的創富模式正在成為過去式,2018年可以看做是中國創富新時代的“元年”。

中國傳統的財富累積路徑是什么?考察當前存量的高凈值人群結構可以找到答案。建信信托與胡潤百富發布的《2019中國家族財富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了受訪的超高凈值人群財富來源數據,中國億元以上資產超高凈值家庭中,80%是企業主,15%是炒房者,5%是職業股民。而在招商銀行和貝恩資本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同樣披露了受訪的高凈值人士財富來源數據,其中36%為創富一代企業家,9%為企業二代繼承人,36%為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合計同樣占據了81%的高凈值人群,其中除少數在外資和激勵機制較好的國有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外,大部分都來自民營企業。

 

圖表11:胡潤百富與建信信托預計中國80%的超高凈值家庭財富來自于企業主

資料來源:建信信托&胡潤百富《2019中國家族財富可持續發展報告》

 

整體看,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私人財富創造,主要依托于股權和投資性房地產的升值,即資本紅利和土地紅利,這尤其是中國高凈值人士財富積累的主要模式。但我們認為,兩大結構性變革正在徹底顛覆舊的創富模式: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政策制定者正在逐步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土地紅利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化,直接融資的渠道逐步通暢,未來企業上市通過發行股本證券進行融資難度降低,上市公司“殼”價值已經消失,未來上市并不保證一定能夠實現股本證券的增值,資本紅利將只對好企業奏效。

 

房地產:“造富機器”成為過去時

房地產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造富機器”。一方面,由于資本市場“牛短熊長”,而其他類似的投資工具又相對缺失,可以說,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最重要、性價比最高、投資體驗最好的投資工具,房價屢創新高,而股票市場持續萎靡,這種正向反饋帶動中國的個人投資者將越來越多的個人財富投資在房地產之上,持續上漲的房價幫助房地產行業的投資者和投機客們賺的盆滿缽滿,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持續推進,老舊小區逐步成為拆遷的對象,一大群原住民憑借土地紅利和高企的房價、地價,通過拆遷補償,瞬間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而這正是土地紅利的最集中體現。

另一方面,地產行業的高景氣度已經幫助一大批地產開發商快速成長,其中,大量的民營房地產企業主快速積累了個人財富,成為中國超一線的富豪。根據胡潤披露的中國富豪排名數據,中國前二十大富豪家族中有6個依靠房地產業務發家,而這一比例已經隨著互聯網新貴的崛起有所下降,在過去幾年房地產行業的黃金年代則顯得更高。

 

圖表12:中國前二十大富豪家族中有6個依靠房地產業務發家

資料來源:胡潤百富

 

但我們認為房地產這一已經轟鳴多年的創富機器已經成為過去時。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正在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堅定態度,以擺脫中國經濟對房地產市場的高度依賴,即使當中國經濟在2018年面臨金融緊縮帶來的“內憂”和貿易摩擦帶來的“外患”時,中國政府也沒有重走“老路”,放松對于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而是繼續通過自身多元化的工具箱,在中國為數眾多的重點城市,展開“因城施策”的管理,以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甚至泡沫化。這些工具箱包括對于按揭貸款利率的調節,對于房貸額度的管理,對于首付比例的管理等金融類工具,以及形式多種多樣的對于購房資格、購房套數限制、土地市場供應的相關行政手段等。而本屆政府對于房地產調控的韌性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4月,在一季度經濟數據小幅超出市場預期后的政治局會議上,明確強調了“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地產調控機制,弱化了對于經濟刺激政策的相關表述。

我們認為,除政府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堅定態度外,中國城鎮化速度最快的階段已經過去,截止到2018年底,按照城鎮人口占比口徑計算的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6%,雖然未來仍有提升的空間,但預計將是重點城市人口占比的進一步提升為主,未來預計房價的走勢將發生較大分化,房價持續上漲的信仰也將逐步打破。

 

資本紅利將成為優質企業的專利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整體資本化率的提升,民營企業同樣在資本市場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截止到2018年末,中國民營上市企業數量達到2204家,占據A股上市公司家數的64.4%,市值合計達到15.14萬億元,貢獻了A股上市企業總市值的39.0%。在這一資本化的過程中,大量的民營企業家憑借資本市場實現了初始的財富積累。如果考察中國的富豪排名可以看到,前二十的超級富豪基本上都擁有一家或多家上市公司平臺,此外多位企業家自身還持有為數不少的其他上市企業股權,可以說,中國的富豪大多數都是資本紅利的受益者。

 

圖表13:中國民營企業占據了整體A股上市公司家數的64.4%和市值的39.0%

資料來源:Wind

 

中國的資本市場過去表現出明顯的供給受限,由于企業上市融資采用核準制而非注冊制,企業公開募股上市需要接受較多的行政干預,在股票市場波動較大的時期,監管部門往往還會暫停或者放緩新股上市,以緩和市場情緒,平衡場內資金的供求關系。因此,企業上市本身就是一個難度較大的任務,上市公司形成了獨特的“殼資源價值”,即一家上市公司即使經營不善、財務不佳,也能夠通過出讓所有權,幫助另一家企業借殼上市,進而實現自身市值的增值。

但整體看,中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正在加快推進資本市場的相關改革,自2018年10月以來,相關監管領導密集喊話,表示未來在疏通直接融資渠道、豐富資本市場工具、改善交易制度、引入長期投資者、資本市場開放等領域的政策有望加速推進,整體看,加大對于直接融資渠道的支持力度,提升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已經成為中國高層的共識。

在資本市場相關改革中,科創板的推出值得格外關注。整體看,科創板肩負著為中國新經濟企業開辟新的融資渠道的重要職責,也將成為建立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里程碑式事件。預計未來科創板將成為一大批符合國家戰略、掌握核心技術、市場認可度高的優質新經濟企業上市的重要渠道。

隨著科創板為代表的發行上市制度的完善和退市制度的改革,中國資本市場的新陳代謝機制已經逐步建立起來,這將徹底改變中國資本市場的生態,經營不善的企業將逐步被資本市場淘汰,殼價值將不復存在。事實上,從近年來資本市場的表現也可以明顯看到,包括樂視網、康得新、康美藥業等在內經營出現重大問題的多家明星民營企業,紛紛墜落神壇,股價大幅縮水,甚至面臨退市的風險。未來好企業和差企業之間的差距將被逐步拉大,資本紅利將成為優質企業的專屬,并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能夠通過簡單的募股上市,成為富豪。

 

我們認為,雖然中國整體財富管理市場,特別是高凈值和超高凈值人群的數量仍然將維持高速增長,但對于財富管理機構來說,客戶群體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革,舊的創富模式正在逐步成為歷史,未來能夠更快變革,真正做到“Follow the money”,最好地滿足客戶變革中需求的財富管理機構,才能更好地贏得先機。

 

“創富”人群的煩惱

企業的生命是無限的,而企業家的生命是有限的,這一無限與有限之間的矛盾構成了一個永恒的難題:如何基業長青?這一問題也成為困擾全球最一流企業家的核心問題。正如吉姆•柯林斯在《基業長青》(Build to Last)一書中所描述,具備領導者魅力、高瞻遠矚的企業家往往能夠幫助企業獲得一時的競爭優勢,但如果管理層之間的交接出現空檔,則有可能使原本具備領先優勢的企業瞬間被趕超,小尤金•麥克唐納去世后的頂峰公司和哈利•科恩去世后的哥倫比亞公司都是如此。

中國的第一代創業企業家同樣面臨這一嚴峻挑戰,根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500強富豪榜上榜者中,55歲以上合計已經超過60%。因此可以合理預計,未來十年,這些中國的最一流企業家都將面臨對企業下一步經營管理的考慮,企業傳承和接班人培養、選擇,將成為這些民營企業家的第一要務。

對于民營企業家而言,如何在“二代接班”與職業經理人之間做出選擇,如何選擇合適的繼任者,如何設計合理的機制保證企業的持續發展與內部組織人事關系的協調和諧,這絕非易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企業繼任問題對于家族企業而言都可謂是“生死劫”。貝克哈德和戴爾所做研究表明,雖然許多家族企業在經營初期非常成功,但大多數都在管理上出現問題,美國僅有30%的家族企業能夠幸存下來并傳到第二代。美國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24年,巧合的是,家族企業創業者的平均任期也是24年,家族企業傳承的難度可見一斑。

目前來看,中國家族企業的傳承難言成功。根據福布斯《2015年中國現代家族企業調查報告》數據顯示,A股上市的884家家族企業中,目前有87%仍然由第一代接管,13%已經完成了第二代接管,2012-2014年中,由家族第二代接管的股本回報率(ROE)平均低于家族第一代任職企業1%。

我們認為,與傳統的財富管理需求有所不同,對于企業家而言,在面臨家族企業傳承時,其需求呈現出明顯的多層次、立體化。現存的家族財富傳承項目通常著眼于私人財富的傳承與保值增值,誠然,我們認為這一目標同樣極端重要,根據招商銀行與貝恩資本進行的高凈值人群需求調研分析,財富保障和財富傳承是超高凈值人士最為關注的要點,在所有財富目標提及總數占比中,保證財產安全的需求位列第一,占比達到28%;而財富傳承的需求緊隨其后,達到25%,這一比例相較兩年前的調研中上升了4個百分點。

 

圖表14:超高凈值人群對于財富傳承的需求在2019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貝恩資本《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9》

 

我們認為,對于私營企業家而言,很難將其創立、經營一生的事業與其私人財富完全割裂開,從某種程度上說,實現這些私營企業家財富的保值增值,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培養好的接班人,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戰略上為新的領導出謀劃策,從而為企業實現順利接班之后的二次啟航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民營企業家的核心需求主要包括:

1) 為家族企業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

2) 為家族企業繼承人提供培訓。

3) 為家族企業高管和繼承人提供戰略顧問與咨詢。

4) 為家族企業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

因此,對于財富管理機構而言,并不能單純將著眼點放在家族財富的保值和增值上,而是更加立體、全面地考慮民營企業家的需求,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例如幫助公司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以實現接班的平穩過渡;當第一代企業家選定繼承人后,為未來的企業領導者提供培訓;進而協助第二代管理者將企業經營得更好,為企業新的管理者提供戰略顧問與咨詢服務;協助第一代第二代企業家一道,實現家族財富的保值與增值等。

 

尋找“新富”階層

除了傳統超高凈值客戶在財富傳承和企業傳承方面的需求,我們認為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革和商業模式的日趨成熟,一大批“新富”階層有望順應而生。

一方面,過去傳統的造富行業,例如房地產,未來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而隨著產業變革和升級,更多代表新興經濟的產業,將有望誕生越來越多的富豪。從中國的富豪排行榜可以看到,隨著互聯網時代的興起,阿里、騰訊、小米、網易等多家互聯網公司創始人上榜,躋身中國頂尖富豪階層。

事實上,香港交易所提供了一個很好案例,港交所于2017年12月15日公布了關于創立創新板和修訂主板/創業板上市規則修訂的咨詢結論,根據結論內容,2018年4月,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規則》中新增了三個章節,旨在拓寬香港市場的上市渠道,這一制度于2018年4月30日生效。《主板上市規則》新修訂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為三類難以滿足常規主板上市要求的新經濟企業開辟“綠色通道”。此后已經有多家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類公司和包括小米集團、美團點評在內的兩家“同股不同權”公司順利實現了赴港上市,而這些代表新經濟的上市公司股東高管多數都在上市之后身價倍增。我們預計,隨著科創板等對于新興經濟更加友好的資本市場制度建設逐步完善,新經濟的上市公司數量將持續快速提升,來自新興產業的富豪也將在排行榜上擁有更多位次。

新經濟崛起對于財富管理市場的變革速度遠超想象,例如,雖然互聯網時代已經逐步形成了BAT巨頭的穩定格局,但拼多多仍然作為行業的挑戰者,橫空出世,迅速搶占了巨頭們的市場份額,而隨著2018年7月拼多多在美股上市,更是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飛躍,同樣是電商巨頭,完成上市的進程,京東用了10年、淘寶用了5年,而拼多多僅用了2.5年,而作為創始人的黃崢也順利憑借資本紅利,身價達到了950億元人民幣,躋身中國富豪排行榜的第13位,甚至超越了同樣作為老派互聯網勁旅的網易的創始人丁磊。因此可以合理預計,隨著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深化和資本市場融資制度的完善,將有越來越多的“新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誕生。

對于這類新興富豪,由于他們多數來自新經濟產業,因此風險偏好通常顯著高于來自房地產、制造業等傳統老經濟產業的富豪,通常能夠接受更加復雜的金融投資產品,也更加偏好高風險資產,除股票外,包括風險投資、另類投資等也通常是他們的興趣所在。此外,這些新興產業的富豪通常較為年輕,例如互聯網行業的上榜富豪平均年齡在47.3歲,他們目前并沒有直接的財富傳承的需求,而是將更多精力放在更多財富的創造上,這也是他們與傳統產業富豪的顯著差異。最后,互聯網行業的背景使得他們更加青睞金融科技,通常要求財富管理機構能夠提供更加便捷和嵌入高科技元素的服務。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公司治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們預計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憑借股權激勵等相關計劃,躋身富豪階層。

事實上,從《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提供的財富來源結構看,創富一代企業家的占比在過去兩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而二代繼承者占比同樣下降了1個百分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在高凈值人士中的占比從2017年的29%環比提升7個百分點到36%,已經和創富一代企業家的占比相當。

 

圖表15:二代繼承人和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正在成為重要的“新富”階層

資料來源:招商銀行&貝恩資本《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9》

 

我們預計,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未來在整體高凈值人士中的比例還將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國有企業的薪酬激勵體制改革將成為背后的兩大最重要推手。

在創富一代的民營企業家選擇企業傳承接班人時,有一種考慮是可以選擇職業經理人接班,進而將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進行分割,但為了綁定職業經理人和企業發展的利益,通常會通過股權、期權等方式激勵職業經理人。

中國民營企業中,實現從企業創始人到職業經理人較為成功的案例是家電行業的龍頭企業美的集團,公司整體治理機制持續領先行業,1996年開始公司就逐步探索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形成了事業部制度,2000年,公司全面實施了事業部公司化改造,基本建立了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2012年,創始人何享健退位,并沒有選擇其子何劍鋒作為接班人,而是一改中國傳統的家族企業傳承模式,選擇職業經理人方洪波接替擔任美的集團董事長,順利完成了管理層的調整和接班。在職業經理人的管理下,美的集團已經成長為中國家電行業市值最大的巨擘,而這與公司行業領先的管理體制有很大關系。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的方洪波也以69億元人民幣的身價登上了中國富豪排行榜。可以合理預計,隨著越來越多中國民營企業在企業交接班的過程中選擇職業經理人,還將有更多的企業中高層管理者憑借對企業經營管理能力實現財富的積累。

此外,中國國有企業的管理機制改革未來也將推動相關企業管理者的“創富”過程。中國政府已經持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多年,隨著這一改革逐步步入深水區,預計在管理激勵機制上的變革將成為未來的大趨勢,2019年1月,國資委選定了航天科技、中石油、國家電網、中國移動等十家大型國有企業,作為創建世界一流示范企業,國資委也將進一步放權授權,示范企業可以自主決策,綜合運用混合所有制改革、員工持股、股權激勵等各項國有企業改革政策。我們認為,隨著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持續推動,將有更多國企中高層管理者成為高凈值人士。

對于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一類高凈值群體,整體風險偏好略低于創業企業家,他們通常更加注重風險控制和投資組合的凈值回撤,此外對于流動性管理要求也較高,由于他們通常擁有上市企業的股權、期權等金融工具,因此多數投資需求與資本市場相關。最后,這類客戶通常更加依賴財富管理機構的專業投資建議,這也是機構化理財可以大力拓展的核心客群之一。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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