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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輝: 特朗普對華貿易戰的政治約束

自5月5日特朗普再度推特發難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再次成全球政治經濟領域的頭號熱點。在6月29日舉行的元首會晤中,中美雙方同意重啟經貿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新的關稅。這標志著中美貿易戰有所緩和,但只代表雙方重回談判桌,而并不代表一系列重要分歧能在短期內彌合,中美能否達成協議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由于美國總統在貿易方面的權力幾乎不受限制,能否“談成”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特朗普本人。對特朗普的分析文章數不勝數,有的持“不可知論”觀點,認為特朗普反復無常,翻臉比翻書快,無從分析、也不值得分析;還有的抱樂觀態度,指出美國農民、企業界、華爾街和反對黨民主黨都是阻擋特朗普打貿易戰的重要政治力量。美國農民通過選票,華爾街和美企通過游說,民主黨通過批評,假以時日都可以發揮作用,推動特朗普轉向與我達成協議。

而筆者分析發現,美國農民的選票無法改變大局,美企游說動機大不如前,華爾街政治影響顯著下降,民主黨批評則起反面作用,以上都不對特朗普打貿易戰構成實質約束。但是,貿易戰將負面沖擊美國經濟增長,損害就業,還將帶來通脹上行壓力,從而影響千千萬萬的美國普通民眾。只有他們,才會對特朗普2020選情造成實質影響;只有他們,才是對特朗普真正的約束。正因為考慮到貿易戰升級對他們的影響,特朗普才止步于2500億美元對華商品關稅;未來也將由于他們,特朗普才會最終妥協、促成中美協議的達成。

 

一、美國農民難以影響總統選舉大局

對于特朗普來說,未來一兩年內最大的目標函數就是2020年大選。要理解不同政治勢力對選舉的影響,首先需要了解美國選舉制度的獨特性。與大部分國家不同,美總統大選實行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制度,50個州中有48個以“贏者通吃”方式分配選舉人票,即每個州得票率最高的候選人獨占該州所有選舉人票。由于絕大部分州涇渭分明,政治傾向明確,其選舉結果基本板上釘釘,非紅(共和黨)即藍(民主黨),并無改旗易幟的可能性。僅少數搖擺州不確定性較大,因而對全國選情有決定性影響,也是歷年總統候選人角逐的必爭之地。

誠然,中美摩擦對包括大豆在內的美國農產品產生了巨大沖擊,美國農民損失慘重(圖1)。但是,主要農業大州偏偏不是政治搖擺州。例如,美國大豆產量前兩名是伊利諾伊州和愛荷華州。伊利諾伊是民主黨鐵桿票倉,“贏者通吃”規則下民主黨收獲該州全部20張選舉人票,豆農再倒向民主黨也不會增加這一票數。愛荷華州則是傳統共和黨票倉, 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領先對手達9.4個百分點,而整個愛荷華州的農民占比僅5%,即使他們全部倒向民主黨,也不會改變選舉結果。在關鍵搖擺州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辛,農業人口比例同樣太低,在整個就業中占比不足1%,難以發揮顯著政治影響。再考慮到美政府今年給農民的補貼可達160億美元左右,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農民損失,指望農民因貿易戰而轉向、進而改變選情,就更不切實際了。

 

圖1  2018年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大幅下降(億美元)

二、美國企業界對中國的態度悄然轉變,已是半敵半友

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經貿關系經歷了十余年的蜜月期。2000年至2018年,美企在華直接投資額和年收益整整翻了10倍,前者由111億美元增至1165億美元,后者由12億美元增至131億美元。一直以來,在華美企都是推動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旗手。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躍居全球第二、制造業產出全球第一,中美企業的競爭關系日益突出。中資企業逐步向產業鏈上端移動,競爭力和科技含量不斷上升,甚至開始在部分高科技領域由追趕變為并跑甚至超越,包括5G、人工智能、工業機器人、電子商務、現代鐵路等。在華美資企業認為其失去了超國民待遇,還抱怨中國制造 2025 等國家計劃對其構成歧視。美企表面上是指責不公平競爭,實際上是擔心中國企業搶占其在中國乃至全球市場的份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美企的反關稅游遠不如之前積極,另一方面它們還支持特朗普在知識產權和產業政策方面對華采取強硬措施,某種程度上對貿易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2018年以來的觀察來看,美企反對前兩輪500億和2000億美元商品關稅的游說都綿軟無力,未能阻擋關稅落地。僅當關稅險要覆蓋自華進口全部商品時,美企才加大游說力度,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最壞結果出現。與此同時,美企一直支持甚至推動美國政府在一些重要領域加大對華施壓。例如,美在華商會在2019年1月份提交的一份《對中美談判的若干建議》中明確提出,為使中國停止“強制技術轉讓”和“歧視美企的產業政策”,美國政府應促使中國改變相關法律,并保證貫徹執行。事實上,中美談判團隊在這一點的分歧正是導致5月份談判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今天的美企只能阻止中美關系繼續惡化、掉落懸崖,而對于正向促成談判成功的作用至多是中性,甚至略偏負面。

三、華爾街政治影響大不如前,難以約束特朗普

華爾街在逐利本性驅使下,一直是全球化的大力支持者,歷史上曾多次對中美經貿合作發揮積極作用。在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時期,華爾街曾在放松對華貿易壁壘、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等方面力促華盛頓與北京相向而行。但遺憾的是,今天的華爾街在特朗普當局已被邊緣化。2008年金融危機后,華爾街(Wall Street)一度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美國大眾(Main street)心目中印象極為負面,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一次矛盾的集中爆發。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美國議員靠頻繁指責華爾街來博取選民好感,其中的典型代表就包括民主黨總統競選熱門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

這一政治風向在白宮的反映,就是曾經的“高盛幫”逐漸式微。幾乎每屆美國總統班底中都有大量前高盛雇員占據財經要職,特朗普上任之初也有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Gary Cohn)和財長努欽(Steven Mnuchin)兩位“高盛人”。但2018年4月科恩即去職,努欽獨木難支,在包括美國首席談判代表萊特希澤(Lighthizer)和國務卿彭佩奧(Pompeo)等在內的鷹派面前常常處于下風,難以說服特朗普轉向溫和立場。

四、民主黨不僅不能緩和中美摩擦,反而推波助瀾

如果以上幾種力量都不行,那么民主黨作為反對黨,能否阻止特朗普對華強硬?答案仍是否定的。從政治傳統看,民主黨的對華態度并不比共和黨更友好,甚至時常更具敵意。民主黨更看重意識形態而非實際利益,因此將社會主義中國視作天然的對手甚至是敵人,不管美國在雙方經貿關系中如何獲益,民主黨都常年在人權等領域對我國橫加指責。兩黨相爭的局面令民主黨對我國更加強硬,實際上,民主黨對特朗普的指責正是5月5日特朗普再次發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黨一直尋找一切可能的理由攻擊特朗普,4月份時中美達成協議在即,民主黨便渲染美國在談判中“讓步巨大”,攻擊特朗普對中國“軟弱”。特朗普發推升級關稅戰后,包括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內的民主黨紛紛表示支持。6月29日G20上特朗普表示將繼續對華為供貨后,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立即指責稱,“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的退卻將極大削弱我們改變中國不公平貿易行徑的能力”。未來在中美達成協議的道路上,民主黨的指責將是一道重要障礙。特朗普即使想要與中國達成協議,也必須足夠強硬,以免落下話柄、給民主黨樹下靶子。

綜上,很難寄希望于某一個或幾個特定政治團體來扭轉對華貿易戰,最終還要靠普羅大眾。當貿易戰的惡果大到傷害經濟增長和就業、并引發物價上漲時,才會從根本上動搖特朗普的選民基礎,從而對他形成有力約束。根據多家學術和市場機構測算,一旦關稅全面升級、美對我全部出口產品征收25%關稅,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沖擊可達到0.5個百分點,直接把其當前增速砍掉1/5;對美國通脹的推升幅度同樣可達到0.5個百分點,將在中下層民眾中引起明顯反彈。正因為此,特朗普才不敢繼續升級關稅戰。

即使關稅不升級,已征關稅負擔和貿易不確定性的影響也正在顯現。特朗普貿易重拳四處出擊之下,全球貿易增速已經顯著下滑,沖擊全球制造業。美國制造業也不能幸免,已連續下滑三個月,其中6月份Markit制造業PMI已接近50榮枯分水嶺,創2009年9月以來新低。高企的不確定性之下,企業投資決策亦受到阻滯,美國企業投資增速從高位不斷下滑,今年一季度已從2018年的7%降至5%,領先指標指示未來還將進一步下滑(圖2)。企業投資放緩直接影響就業增速,未來影響或波及千千萬萬普通民眾。除了經濟增長,加征關稅對通脹的影響也已立竿見影。研究表明,對前兩輪2500億美元自華進口商品征關稅已造成相關物價上漲,關稅負擔幾乎全部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從歷史經驗看,經濟下行和通脹上升會顯著影響在任總統的連任勝率。當前美國經濟承2018年財政刺激之余熱,經濟大體還算穩健,但2019年末和2020年初財政刺激就將消退,屆時美國經濟將面臨進一步下行壓力,貿易摩擦給普通民眾帶來的痛感將更強烈,也將成為特朗普與我國達成貿易協定的重要時間窗口。

圖2 領先指標指示美國企業投資將進一步下滑

文章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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